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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圣保罗11月14日电 (记者 莫成雄)当地时间11月14日,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巴西服务业环比下降0.3%,创2015年以来同期新低。

  数据显示,9月,巴西受调查的5个行业有3个出现环比下降。其中,交通运输与辅助性服务以及邮电业环比下降1.3%,专业、管理与配套服务环比下降1.4%,其他服务环比下降3.2%。

  不过,与去年9月相比,巴西服务业同比增长0.5%。其中,信息和通信服务业同比增长2.2%,交通运输与辅助性服务以及邮电业同比增长1.6%,家庭服务业同比增长0.4%。

  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巴西服务业同比下降0.4%。而在过去12个月中,巴西服务业则累计下降0.3%。

  尽管如此,今年第三季度,巴西服务业取得了难得的增长好势头,该季度服务业环比增长0.8%,创下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同期最大增幅。

  旅游服务业方面。9月,巴西旅游业环比下降0.4%,同比增长5.5%。增长原因主要得益于航空公司和旅游酒店的收入增加。其中,戈亚斯州同比增长14.5%、塞阿拉州同比增长13.5%和伯南布哥州同比增长7.3%。不过,巴拉那州和里约热内卢州分别同比下降10.3%和下降3.1%。

  从地区看,9月,巴西全国26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区中,有22个服务业出现下跌。其中,里约热内卢州环比下降2.5%,同比下降5.1%。不过,巴西经济总量最大的圣保罗州,服务业环比和同比分别增长0.3%和3.4%。

  有关分析人士称,由于受5月份巴西卡车司机罢工影响,今年以来,该国服务业复苏缓慢,预计今年服务业仍比去年下降0.2%,2019年预期增长2.1%。如果预测属实,这将是2014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完)

  人口政策如何更科学(协商之路)

  应通过政策调整及时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

  应加快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叠加,呼唤高素质技能人才

  人口问题,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新时期,如何科学研判人口中长期变动趋势,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

  日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议题,13位委员、2位专家学者和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齐聚一堂,进行互动交流,共商人口大计。

  仍将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

  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为开好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高云龙以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此前分别带队,先后赴新疆、北京、广东、山东、河北、上海等地开展了深入细致的专题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资料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到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4.3亿左右,人口数量将经历从低增长到零增长再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性转折。”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做了主题发言,着重分析了目前人口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认为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提高人口综合发展水平仍任重道远。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之后,政策效应比较明显。2016年和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两个年份,二孩占比提高到51%。然而,人口结构性矛盾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新情况、新问题也日益显现,出生人口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人口素质仍需提高。

  “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全面二孩’政策短期效应结束,生育水平处于下行阶段,需要高度重视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参与此前调研的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说,但与此同时,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2017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约为38%。预计2030年仍将低于50%,当前正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委员对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后半期的说法表示赞同,她表示,尽管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提前面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等问题,但“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也是后发展中国家早晚要面对的挑战。”

  “现阶段政策调整重点应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上,不应简单地提‘鼓励生育’。”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提出,应通过政策调整及时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确立“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政策立场。

  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生育状况,是在人口变动中无法忽略的重要变量。座谈会上,不少委员和专家把建言重点放在了与生育政策相应的生育环境建设上。大家普遍认为,当前影响群众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社会因素,应加快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湖北的二孩比重明显上升,超过50%;生育二孩的高龄产妇数量也比以前增加。”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委员说,但出生反弹虽比较明显,持续时间却不长,“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将明显回落。”

  根据调研组的反馈,这种情形在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年轻群体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一方面是养育孩子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托幼服务短缺成为制约;另一方面,年轻父母越来越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在育龄妇女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住稳定合理的生育率,制定贴近现实的措施手段,构建相应的软硬环境,是大家一致关心的话题。

  “托幼是当前影响二孩生育最突出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强烈。”杨云彦认为,当前首先要解决养育子女中一些难点、痛点问题,构建家庭、社区、结构“三位一体”的婴幼儿护理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还应切实降低儿童看病就医的负担,充分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等。

  委员们反映,目前0至3岁婴幼儿的托管和教育问题较为迫切,是减少育龄妇女和家庭后顾之忧的关键一环。“现在妇女的产假只有几个月,但幼儿园多是接收3到6岁儿童,其中就有一个空档期。”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委员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养育负担,需要着力减轻。

  “要以家庭需求为导向,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黄绮建议,对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自带的,可考虑每月给予相应补贴,同时,恢复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总体解决思路。“此外,在个税抵扣项中,学前教育经费可考虑加上0到3岁婴幼儿的托管教育费用。”黄绮建议。

  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素质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议题不断引发社会热议。根据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0%上升到2050年的26%。中国劳动力人口会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会不会未富先老?越来越多人担忧,生育率降低导致的老龄化,将成为国家未来不可承受之重。果真如此吗?

  “没那么可怕!”会上,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的一番讲述,打消了不少人的疑虑。他列举的一系列数据显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的升高速度及比重都高于中国。“虽然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很大,但现在老龄化水平也只相当于发达国家30年前的老龄化水平。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老龄化,成功经验很多,我们可以很好地借鉴。”

  “无论实行什么生育政策,期望生育回升到很高水平是不可能的,中国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翟振武建议,要尽快建立系统的、全面的适应老龄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延迟退休制度、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等。

  “我们要营造理性认识老龄化的社会环境,不要一讲到老龄化,大家都说得那么悲观。”彭希哲也认为没必要过分夸大。在他看来,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除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中国还有自己的优势,“有强大的政府,有丰厚的国有资产和土地资源,调控的空间其实相当大。”

  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劳动力人口数量,而是劳动生产率,因而,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会上,不少委员都表达了这样的一致看法。

  “目前,我国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比例不到30%,高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总量的6.2%。”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李守镇委员认为,当前我国劳动者整体素质仍然偏低,职业院校发展现状也不乐观,建议加大力度消除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障碍,调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招生规模。

  “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的叠加,呼唤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委员说,然而当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的学生,企业往往认为不好用,政府花了钱来办的职业教育,企业却不领情。“这看似职业教育的供给侧出了问题,但实际上是需求侧管理没有跟上。”钱学明建议,可由教育部门来全面负责职业教育学校的监督管理,人社部门来组织各行各业研究制定人才需求规划、招生计划、技能要求,评估使用效果,形成供需双方的管理体制,促进职业教育供需匹配、供求平衡。

  为期92天的贫困人口摸底调查,他仅在岗14天

  扶贫组长为何总是“玩失踪”

  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重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严重影响改革发展高质量的突出问题。其中包括“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回避问题和矛盾,上推下卸责任;慵懒怠政,消极应付,失察失职”。

  ——摘自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

  作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摸底调查工作组组长,在深入卡房镇开展为期92天的摸底调查工作中,仅在岗14天;对工作队员疏于管理,造成卡房镇漏评户229户,返贫户人均纯收入不准确、家庭成员不精准59户;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后,仍对自己的违纪行为认识不到位,工作懒怠……这是2018年8月,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云南省个旧市扶贫办原副主任吴劲兵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的案例。

  为了精准掌握贫困人口情况,2017年5月25日,个旧市扶贫办从市级各单位抽调工作人员,组成6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开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摸底调查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在5月至7月抽调期间,各单位调查人员需与原单位脱钩。

  时任个旧市扶贫办副主任的吴劲兵被抽调担任第四工作组组长,负责卡房镇的摸底调查工作。然而,在摸底调查期间,擅自离岗“玩失踪”却成了吴劲兵的“家常便饭”。

  经查,吴劲兵多次以“调动工作”“原单位有事”“由镇上主导这项工作,我们只负责配合”等为由,擅自离岗。

  2017年6月,吴劲兵任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新职务的变更让吴劲兵推卸职责变得更加堂而皇之。

  “吴劲兵认为他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直言以后管理组员这个工作不要找他。”卡房镇党委一名领导说,吴劲兵对组员疏于监督管理,未能及时发现有的组员无法胜任工作和经常无故脱岗的情况。进驻卡房镇的第四工作组应有18人,截至2017年7月4日,只到位16人。

  组员未满员到位、摸底调查工作有欠缺,身为组长的吴劲兵对此问题不仅不重视,反而又以“被市里抽调参加动态管理监督工作”等为由不断搪塞。

  “你存在认识不到位、履职不尽责等问题。必须提高认识,大胆管理、认真履职……”2017年8月6日,个旧市委相关领导对吴劲兵进行了提醒谈话,但未引起他的重视。

  个旧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负责人说,市委领导对吴劲兵批评谈话19天后,市委副书记到卡房镇检查指导工作时发现,吴劲兵仍然不在工作岗位。

  “吴劲兵未能自觉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履行应有的职责,放任组员自由散漫、作风飘浮。”据了解,按照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摸底调查工作安排,2017年7月底全市必须全部完成录入工作,但直至8月中旬,第四工作组的有关信息仍然不完善,卡房镇党委、政府只好重新安排人员再次入户核实、修改相关信息,导致整个录入工作推进缓慢。

  “发现问题就要亡羊补牢。不仅要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力度,更要举一反三强化整改。”个旧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良说。个旧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集中开展了扶贫工作中不尽责、落实差、不精准等方面的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目前共开展3次专项纪律检查,纠正和处理脱贫攻坚领域问题160个280人次。

  脱贫攻坚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战役。精准识别是精准脱贫的基础,是一个硬目标、硬指标,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案例中,吴劲兵作为组长承担精准脱贫第一关——精准识别之重责。然而,他却以各种理由推托“挂帅出征”之责,最终导致漏评、录入不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责任意识不强,作风不务实、不担当、不作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灵娜 本报通讯员 尹崎)

  点评

  精准脱贫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党员干部要切实树牢“四个意识”,扣紧责任“链条”,精准发力、履职尽责,合力攻克“坚中之坚”“难中之难”,着力推动脱贫攻坚政策落实见效。对于纪检监察机关,就是要把监督放在首位,加大监督力度,为监管盲区打上“补丁”,校准目标“靶心”,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以精准监督推动精准脱贫,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礼

  中新社东京11月11日电 (记者 吕少威)日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11日在东京举行成立10周年纪念典礼,上百名中日各界人士出席。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工学院大学校长佐藤光史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佐藤表示,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是在工学院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多年交流的基础上于2008年成立,成立以来在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一路健康成长。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近年来,学院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日中两国间高校的交流。希望今后学院能推动日中两国在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交流。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副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黄海军说,工学院大学和北航一样都是工科见长的大学,希望两所大学未来继续一起努力,发挥各自优势,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学院经过10年建设,在第一任院长西园寺一晃带领下,基础已经夯实。愿学院成为弘扬中华文化、见证中国发展的窗口。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胡志平致辞表示,10年来,学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育、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学院的各类活动也成为支持工学院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间人员往来、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令孔子学院的价值获得广泛认可。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8年,是日本第一所理工科院校设立的孔子学院。10年中,该学院通过举办中华文化专题讲座、开展汉语演讲比赛、组织学员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完)

原标题:梁游还薪期限届满仍死硬对抗 立会或起诉二人破产

梁颂恒及游蕙祯若未能在今日内归还薪津,行管会将入禀法院追讨。(图源:香港橙新闻)

海外网9月12日电 丧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和游蕙祯,被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要求归还每人约93万港元薪津,限期今(12)日到期,两人重申追讨款项是不合理要求。特区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若二人未能于今天内退还薪津,行管会将委托律师尽快入禀法院追讨。

据香港橙新闻消息,梁颂恒和游蕙祯回应立法会追讨二人所欠薪津的信件中妄指,去年10月份议员酬金是他们依法应有,不应该包括在追收款项之内,又指预支营运资金已被他们用作筹备办事处、支付议员助理薪金及购买器材,认为秘书处应容许两人交还已购买的物资及提供单据,来抵销部分款项。

香港特区立法会秘书处表示,按照行管会早前决定,如果两人未能在今天内,退还已获发的议员酬金和预支营运开支款项,行管会将委托律师尽快入禀法院追讨欠款。有媒体引述行管会委员指,若今日之内未能收取欠款,将采取法律行动,不排除会向法庭申令二人破产。

根据《立法会条例》第39(1)(i)条,未获解除破产的人将不能获提名或当选成为立法会议员,一旦二人于今年破产,需要4年后才可获解除破产令,意味着起码要到2021年才可以再次参选,将会错过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及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香港“青年新政”梁颂恒、游惠祯因为议员“宣誓辱国”被剥夺资格,两人终级上诉至香港特区终审法院8月25日遭驳回。同时,法庭判令并判令两人须支付讼费(预计1200万港币),立法会亦开始考虑追缴两人担任候任议员时花费的公款薪津,两人在法院外担忧经此一举,最终将会走向破产。

8月28日,两人出席电台节目,对于“终极上诉”失败,甚至因此引来高达1200万港元讼费,两人坦言已准备破产。对于未来,两人坦言“搵食艰难”(谋生艰难)。游蕙祯表示过去几个月已获聘处理一些不必露面、不以自己名义的后勤(Back office)工作,但承认要维持生活相对困难。梁颂恒就指自己过去数月是自由业者,“有做社交媒体内容”的临时工,但仍未想到日后会做什么工作。(海外网 侯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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